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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6月1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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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别了，战友！ 时间不允许我再停留， 火车的汽鸣催着我快走。 告别了，亲爱的战友， 热泪顺着脸颊直流， 今日离别，何日相见， 千言万语不知从哪说起头。 时间老人啊，请你慢点走， 让我再看看金色的天安门城楼， 再摸摸这华石表啊， 再刻下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的笑容。 站在这金水桥前， 仰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文 热血涌上心头， 在先烈面前举起拳头： 永远忠于——雨花台的碑石 天安门前的红灯。 时间老人啊， 请你慢点走， 让我再看看中南海的绿荫 再摸摸解放军同志握枪的手。 踏着先烈的血迹， 革命的班我们接过来， 共产主义一定走到头！ 别了，战友！ 让我们再握握手 革命友谊记心头。 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 满载北京人的殷切希望， 紧握枪，准备战斗。 告别了， 敬爱的解放军叔叔， 告别了， 亲密的战友！ 雄关漫道从头越， 只望高举红旗永不回头！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主席语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 望同学： 像英雄32111钻井队那样 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 溶化在血液中 落实在行动上 解放军 —— 战士 66.12.12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毛泽东 解放军战士摘抄 1966.12.12 临别赠战友： 毛主席著作，是 行动的指南 战斗的武器 工作的方向 力量的源泉 一句话 不学毛著不行！
望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致 革命的敬礼 战友 王满霞 1966.12.12 于北京 革命的闯将： 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予无限的希望，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红小兵要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改造一辈子思想。誓死捍卫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做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
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奋勇前进！牢记主席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的战友 琪木格 1966.12.13 于北京
蒋国辉：我赶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其他
记忆 | 任力：1966年银川中学的运动经历
任力，女，1953出生，1974年到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读书，先后在宁夏中药厂担任技术员、宁夏卫校中药化学教师。退休前为宁夏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中国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物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宁夏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
让我们荡起双桨
——我的母校我的家
（节选）
作者：任力
银川二中，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家。
1965年8月，我从十五小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二中初一（1）班。虽然是初一年级的新生，但他对于我并不陌生。银川二中，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家。
1961年，我的家因为当教师的妈妈搬到了银川二中，从此，我就一直生活在二中院子里。我在这里读小学、上中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可以说我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个院子。这里有我太多的回忆。
刚来的时候，二中的校门是个高大的铁门。门卫只有一位姓刘的老人，我们叫他刘爷爷。刘爷爷每天早上六点打开校门，晚上十一点左右关门上锁。学校上课的电铃也是由他负责，到点就按开关。如果停电了，刘爷爷就拿着一个长半尺左右的铃铛满院子里使劲摇，非常准时，几乎没有出过差错。经常有住在附近的小孩子想进到校园里玩，但只要刘爷爷一出现，不管有多少孩子，全都一哄而散。从而保证了校园里的课堂能安安静静地上课。
1980年代以前，二中的教室全部是平房，分为东、西和中三部分，东部和西部是教室，中间部分是办公室、教研室、实验室和食堂。西边教室与中间办公室之间有个排球场，东边教室后边是篮球场，篮球场后边是图书馆，俗称“大庙”。最后边是大操场也叫足球场。
二中的体育活动有着优良的传统。1960年代的二中，只要下课铃声一响，各班教室前和三大球场就会到处都是学生，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跳绳、投篮、打乒乓球……但是上课铃声一响，学生们就会立刻跑向教室，喧闹的校园里立刻会安静下来，能听到的只有各个教室里老师讲课的声音。
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如果高中部的两个班之间篮球比赛，全校近一半的学生都会聚在篮球场给他们加油。
乒乓球也是学生们的最爱。文革前二中乒乓球打得最好的学生是68级高一的李明。
少先队辅导员石维宁
初一（1）班成立不久，学校大队部给我们每个中队（就是每班）派了一名辅导员，协助班主任工作。我们班的辅导员是高二甲班的石维宁。石维宁中等个子，是高二甲班团支部忍痛割爱割给我们班的。
石维宁到我们班的第一次亮相就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他，这个人太有特点了。他说话时老有一个前缀或者后缀词：“反正”。比如他在说“同学们，大家好！我叫石维宁，是高二甲班团支部派到你们班当辅导员的，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以后咱们在一起的时间和机会多了，反正大家有什么事，对我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找我，反正我就在高二甲班，一找准能找到。我是住校生，宿舍在后面倒数第二排，就是食堂的前一排。反正我只有星期天，也是偶尔才回家。如果有事找我，提前打招呼，我就不回家了……”
这次讲话，时间不长。后来有同学私底下说，辅导员的这次讲话，说了34个反正。
和说话相反，石维宁的行动得到了我们班每一位同学的佩服，尤其是隔壁二班的同学，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你们班摊上了一个好辅导员，真让人羡慕。每天石维宁都要到我们班教室去，最少一次，最多就没准了。他和班里的每位同学聊过天，掌握了每一位同学的思想动向，并且及时和班委会的干部交换意见，同时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由于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学识比我们广，很多我们考虑不到或者不周全的事他都帮我们想到了，并且把很多特别棘手的问题都消灭在萌芽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把石维宁当成了我们班委会的一员，辅导员取代了石维宁这个名字。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中的付惠玲到我家找我玩。付惠玲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在家聊了一会儿，想起教室的炉子不太好烧，原计划今天下午去把炉膛收拾一下。和付惠玲说明以后，她和我一起去了教室。刚把教室的门打开，辅导员就端着一簸箕土来了。原来，他也是冲着炉子来的。他撸起袖子干了半天，膛好了炉子里的泥，我们点着了火，好好地烧了一会儿，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在炉子里放进去了煤。
辅导员走了以后，付惠玲说，“你们班的辅导员真好，星期天还想着你们班的事。”
全班一起读的一本书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看了没有？”张新林问我。 “有什么新东西？”我问。 “《欧阳海之歌》，长篇连载，写得挺有意思。” “看完让我看看。” “对不起，已经有4个人排队了。”张新林的话让我很惊讶。《中国青年报》是学校给每个班订阅的，我们都喜欢看，但是排队等着看，却是第一次。
终于轮到我了。刚刚看了几行，书中描写的人和事就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情不自禁的大声念了起来。等我放下报纸，才发现在我的周围已经围了好几层人，他们站在我的身边，静静地听着我念报纸。我心里一动，以后下午的读报时间就读《欧阳海之歌》吧。
很快《欧阳海之歌》就成了我们班下午读报时间的最爱。每到新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会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听我读报。同学们的表情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欧阳海的童年生活很苦，为了躲避以后被抓壮丁，刚出生父母就对外说，生的是个女儿，起名字、穿衣服包括打扮都照着女孩子的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欧阳海懂事了，他虽然很难受，但依然默默地忍受着。解放了，欧阳海站在人前，大声说，“我的名字叫欧阳海，我是个男孩子！”我的眼睛湿润了。当我抬起头，看了看讲台下面，有好几个同学在擦眼睛。
这些天，班里同学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有关《欧阳海之歌》的事。是呀，《欧阳海之歌》是一部长篇小说，要想全部看完，不知要多长时间，光等着看《中国青年报》的连载，煎熬！我们都希望能有一本小说可以一口气看完。可是这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
班长郭艾迪和我说，《欧阳海之歌》已经到了新华书店，可是哪天卖，不知道。唉，还是要等。不过，已经有希望了。
一天下午，郭艾迪和我说：“走，到新华书店！”我什么都没问，立刻跟在他后面。不一会儿，郭艾迪的身后聚集了近十人。我们什么都不说，走出校门，直奔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的门前已经聚集了几十个人，都是来买《欧阳海之歌》的。大家静静地等候在门前，谁也不吭声。郭艾迪的情报不是很准确。看到门前的人越聚越多，新华书店出来了一个人，对着大家大声说道，“今天不卖《欧阳海之歌》。”我们互相看看，还是谁都没有吭声，默默地走了。
这样的事我们干了好几次。这天，我们几个人又去了新华书店，还是在门前默默地等待。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终于被告知：今天卖书。人们自觉地排好队，井然有序。
我终于拿到了这本梦寐以求的书。回到家，什么都顾不得干，一口气读到了最后一页，然后长出了一口气。
《欧阳海之歌》这本书，就是这样吸引了我们，影响着我们全班同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6月18日 ，学校通知我们开会。
我走进团总支办公室，这里已经坐满了人。来的都是各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班长和副班长。
团总支书记周本良主持会议。他很严肃地说：“同志们，上级通知我们，很快就要搞一个运动了，这个运动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要在文化阶层搞运动，要和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和事进行斗争。你们青年学生将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几句话，听得我热血沸腾。从小我就是听着党的话，听着革命故事，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接受着革命的传统教育，看着各种英雄事迹的书长大的。《红岩》《革命烈士诗抄》《暴风骤雨》《播火记》《战斗的青春》《苦菜花》《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第四高度》《列宁的故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等中外书籍，都是我课外书籍的最爱。江姐、许云峰、陈然、卓娅、刘波卡、马丽娜他们都是我崇拜的英雄。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英雄。遗憾的是在新中国，已经没有了成为和他们一样的那种英雄的环境。
周老师还在继续说“领导这场运动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各班将要成立文革小组。大家已经看到，前一个阶段，资产阶级就是从文化，从历史剧开始向党发起的进攻，海瑞罢官、谢瑶环，以至后来的三家村四家店。我们党的反击就要从文化战线开始。既然是文化革命，我们在学校的目标就要从语文、历史开始，大家回去以后，想想在以往的语文和历史教学中，有没有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和事。”
“具体怎么做，大家可能不太明白。高中的同学为大家做出来了榜样，你们回去以后就可以照着这个样子做。”周老师说完，转身面向桌子，打开了折叠在桌子上的一摞纸。
“这是几张写好的大字报，大家看看，回去以后就照着这个样子写。这些大字报明天一早就贴出去。”
纸被打开了，我看到了大标题 “汪洋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批判！”
大字报有六七份，是写给六七个人的，都是高三的学生写给教他们老师的，主要是语文老师。汪洋根就是语文教师。
在场的人一边看，一边说着。
周老师看着群情激奋的学生，说到，“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发起进攻，我们一定要奋起反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第二天一早，一进校门就可以看到，对着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教导处门口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同学们顾不上进教室，进了学校大门直奔大字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看完大字报的学生，有的走了，有的没走，还站在那里在琢磨。一拨又一拨的学生站在大字报前，边看便议论。就这样，上课铃响了好半天，还有人不断地喊报告。
学校首批大字报的出现，就像是在干柴上点起了一把火，在学生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再加上各班班团干部传达了团总支的开会精神，整个学校的学生沸腾起来了。他们到处去找白纸和毛笔，几个人一伙儿地凑在一起，商量着要给哪个老师写什么样的大字报。
很快，我们初一年级每个班里的学生分成了三种：积极的、不积极的和中间的。积极的学生基本上是班里平时要求进步的，写了入团申请书的。也有一些是平日里挨过某个老师的批评，心里不太服气的。不积极的学生一般都是平时不多管闲事，或是家庭出身不太好，总觉得矮人一头的人。
6月20日，自第一批大字报贴出以后，已经过去的第三天。
这几天学生们群情激奋，已经没人上课了，大家都在找毛笔和墨汁，白纸由学校供给，酝酿着写大字报。
突然，一个同学冲进教室，气喘吁吁的大声喊道：“赶快到图书馆去，一会儿要开批斗会了。”“批斗会？批谁？”“高中的同学要批斗宋校长，不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恒岳！”
教室里立刻沸腾起来，像开了锅一样。大家纷纷收起了桌子上的东西，大声喊着，叫着，冲出教室，向着图书馆跑去。
图书馆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在互相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图书馆的门口自动让出了一条路，只见两个高中的男生押着校长宋恒岳走了进来。宋校长低着头，两个男生一边一个紧紧反拧着他的胳膊，后面跟着两个男生押着低着头的教导主任李斌。只听见人群中有人高声喊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恒岳！”“打倒小爬虫李斌！”
随着口号声，校长宋恒岳、教导主任李斌被押到图书馆的前面，面对着不明就里的学生们。
几个人拿来了两个写着字的大木牌，分别挂在宋恒岳和李斌的脖子上。宋恒岳的牌子上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恒岳！”李斌的牌子上写着“打倒小爬虫李斌！”
就在往他俩脖子上挂牌子的同时，又来了几个人把两个用白纸糊成的一尺多高的写着他们名字并被用红笔打上了叉叉的尖尖帽，分别戴在两个人的头上，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声。
此时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已经没有了平日里的尊严，他们低着头，一声不吭。
在口号喊了几遍以后，一个高中的男生拿着一张白纸，走到人前。面对着眼前目光各异的人群，大声念起了稿子，“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宋恒岳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打击工农子弟，罪不可赦。小爬虫李斌，紧跟宋恒岳，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小爬虫！打倒宋恒岳！打倒李斌！”
宋恒岳使劲抬起了头，大声说道，“我没有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一个学生拿起了一根木棒，不由分说，照着宋恒岳的脑袋就是一棒子，宋恒岳晃动了一下，从桌子上掉到了地上。几个学生一使劲，又把他从地上拎到桌子上。
在一阵阵的口号声中，四个学生又把宋恒岳和李斌从桌子上拎下来，押了出去。 批斗会结束。
这是学校第一次举行批斗大会，尽管时间不长，内容也不多，但是它燃起了学校学生批斗教师的邪火。
朱老师在学校食堂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拿上小包准备回家。窗外传来的一阵一阵嘈乱的声音使他停住了脚步。朱老师是个语文教师，由于思想活跃被从北京的一家报社发配到宁夏，当了一名语文教师。上午图书馆学生自发招开的批斗会让人不寒而栗，现在校园内学生们来来往往，这一阵一阵的脚步声不知道下午学生们又会有什么新的动作。
朱老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想安静一下。
“砰！”的一声，办公室的门被踹开了。两个男学生押着一位女教师闯了进来。他们一把把女教师推倒在地上，扬长而去。
女教师慢慢地抬起头，啊！竟是汪洋根！如果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是汪洋根！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了人的模样：头肿得很大，脸色紫青紫青的，眼睛只剩下了一条细缝，模样恐怖极了。
“他们把你怎么了？”朱老师走过来，一边扶起汪洋根，让她坐在椅子上，一边问道。
汪洋根艰难地抬起肿胀的手，擦了擦眼睛，又捋了捋头发，“他们……他们用胶皮鞋，用胶皮鞋抽我的脸，”她喃喃地说道，“用鞋……用鞋抽我。”
说话间，办公室的门又被踹开了，又一个教师被推了进来。 就这样，一会儿推进来一个，一会儿又推进来一个……
康幼田和刘启筠两位老师吃完饭，坐在初中一年级办公室里，交流着两个班的情况，一群学生闯了进来。
“你是什么出身？”一个学生冲着刘启筠大声问道。
“资本家”，刘启筠答道。
“你是什么出身？”那个学生又向康幼田发问。
“小职员”，康幼田答道。
“你出去！”学生向康幼田说道。
康幼田看了一下刘启筠，赶紧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高中办公室的椅子上坐满了被学生不断推进来的教师。尽管学生再没有动手打人，教师们坐在椅子上，谁也不敢乱动，到底要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然而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肯定没有什么好事。进来的人事先被查问了家庭出身，而且就是因为出身不好才被推进这里。家庭出身不好，就像是紧箍咒，紧紧地箍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头上，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看看汪洋根被打的脸，想想校长宋恒岳和教导主任李斌上午被批斗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一会儿，进来了几个高二的学生，其中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个接力赛用的短棒，气势汹汹的看着很吓人。
“站起来，站起来！”他们大声喊着。
坐在椅子上的教师们慢慢地站了起来，默默地看着这群学生。
“把头抬那么高干什么！低头！低头！”
英语教师杨绍宽右手放在胸前，点了点头“请问，我犯了什么罪？”
话音刚落，学生立刻给了他一棒子。
两个钟头以后，高三的两个学生进来，说，“下午要开会，你们先去厕所方便方便。”
教师们走出了办公室。他们现在最想干的事就是要先活动一下低了两个多钟头的头。然而，一抬头，才发现脖子太疼了。
我们班的班主任马贻忠正在教室和班长郭艾迪说话，一群学生闯了进来。
“你是什么出身？”学生问道。
“出来，出来！”郭艾迪没等马老师回答，冲着进来的学生们喊道，“咱们出来说！”
他们和郭艾迪走出教室。
“干什么？有什么事？”郭艾迪问道。
“出身不好的到高中办公室集合去，”一个学生说，“晚上要开批斗会。”
郭艾迪没有吭声，转身进了教室。一转身，从门后边抄起了一根没有了扫帚头的木棍，像端着枪一样，横在教室门口，冲着那几个学生喊道“快点儿走，要不我可要动手了！”
那几个学生愣了一下，互相看看，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马老师，你快出去吧，到校外去转转，要有事。”
就这样，出身资本家的马贻忠躲过了晚上的批斗会。
下午的会，在校园西边的排球场开。会场的前面放了几张课桌，叫五个人站在桌子上。
这五个人是：高中语文教师汪洋根、朱家侠、荆迺立与校长宋恒岳，教导主任李斌。
桌子的前排站了二十多个男女教工，都是出身不好的。女会计刘如环也在内，她家是中卫的大地主。
会议没有什么内容，除了反复说宋恒岳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打击工农子女，再就是说李斌是小爬虫。最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喊口号，要在精神上把他们打垮。
开会期间，宋校长从桌子上摔下来了，又被学生拎了上去。
晚上，各班的班主任被拉到各班的教室里批斗，当然，被批斗的老师主要还是家庭出身不好的。
我们班的前班主任刘敏华被本班一个大个男生和高二年级一个男生一人一条胳膊押进了教室，然后让她爬上讲桌，并且跪在讲桌上。不知是谁又拿来了一顶白纸糊的尖尖帽，使劲戴在了刘敏华的头上。一会儿有人开始控诉作为班主任的她对工农兵出身的学习比较差的学生看不起，给他们看白眼；对出身不好学习好的学生另眼看待，重用他们，还让他们当班干部，管出身好的学生。
平时看着娇弱漂亮的刘敏华，此刻看不出一点儿娇弱的样子。她虽然被逼迫跪在讲台上，然而看不出一点儿畏惧和恐慌，她用平静的比平时说话稍微大点儿的声音说“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对的。我没有看不起的学生，也没有拿成绩来区别对待学生。我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
“刘敏华不老实就叫她灭亡！”
“打倒刘敏华！”台下有人喊起了口号。
刘敏华看了看台底下的学生，闭了一下眼睛，长出了一口气，仍然平静的大声说道“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对的。”
刘敏华固执而平静的态度激怒了一些人。他们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又振臂高呼：“打倒刘敏华！”
“刘敏华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就在学生们大声喊口号的时候，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拎来了一小桶稀浆糊，走到讲台前，马上有人拿来了一个凳子，放在他面前。这个拎着浆糊桶的人站到凳子上，高举着浆糊桶，将一桶浆糊正正地倒在刘敏华的头上。霎时间，稀稠的浆糊从她的头顶慢慢地流向脖子、身上……
美丽娇弱的女教师被她的学生们整的几乎没有人样了。她孤立无助地跪在讲桌上，任凭浆糊在她的身上肆无忌惮的到处流淌，眼泪随着浆糊一起流下来。然而，女教师嘴里说出来的仍然只有两句话：“我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对的。”
那一天晚上，我的妈妈也是挨批斗的教师之一。
我从教室出来，被妈妈班的学生叫住，然后和他们一起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里。
妈妈和刘老师一样，也跪在讲台上，头上也戴了一顶白纸糊的尖尖帽，稀稠的浆糊沾满了全身。不同的是，妈妈的身上和脸上还被涂上了黑墨汁，猛一看，差点儿没有认出来。
讲台上的妈妈流着泪，一言不发。她的学生们让我发言，揭发她。
想起平时妈妈和我说的“要坚定不移的听党的话，”“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要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大声说道：“这几天你和张老师经常小声嘀嘀咕咕，你们嘀咕些什么？”
本来班上的学生看到我要发言，都安静下来，瞪着眼睛看着我。听完我的话，大失所望，“揭发的是些什么呀，没有一点用！”
我也瞪着眼睛看着他们，是呀，我能揭发些什么呢？
开完批斗会，学生们陆续地离开了学校。我也回家了。走到家门口，看到妹妹在门上不知道在鼓捣什么。
“干嘛呢，怎么不进去？”我问道。
“开不开门，锁子眼让人给堵死了。”妹妹说。
我们俩一起想办法，一起努力，但是，塞进去的东西就是取不出来。
“看来咱俩要在外边待一宿了。”我无奈地说。
“妈妈呢，妈妈怎么进呀？”妹妹着急地问我。
在11岁的妹妹眼里，我这个比她大两岁的姐姐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干。可是这次，只有这次，让她失望了，我和她一样，只有干着急的份。
“你俩怎么了？”有人和我们俩问话了。抬头一看，是隔壁的罗老师。
罗老师是现役军人的家属，肖伯伯在宁夏军区，学校的学生，尤其是军区子弟都很尊重她，绝对不会批斗她的。
“门开不开，进不去了。”我们说。
罗老师打开了她的家门，“来吧，今天在我家睡吧。”
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在隔壁邻居罗老师的家里睡了一宿。
6.20批斗大会以后，学校的教师实际上已经被赶下了讲台，他们整天处在心惊肉跳的环境中，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互相看看，不知学生们又要有什么“革命行动”。
这时，学生们的注意力已经从形式上的批斗教师转向了更深层次的“触及灵魂”的行动。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在每一个能贴大字报的墙上。大字报的内容各式各样：有教师批评学生的谈话，被说成是对工农子弟的侮辱、讽刺；有教师间的谈论笑话，被揭发是发泄不满，搞地下串联；更有揭发一些教师曾对校领导提出的意见被说成是向党发起进攻……除了政治上的上纲上线，一些揭发教师私生活的大字报也不断地被贴上了墙。
6月22日，校内大字报出现了转向：揭发教师的大字报中出现了揭发学生的大字报，吴述璋、邹定国是最早出现的、目标最集中的靶子。就在广大教师和学生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6月23日，“反革命学生”的帽子被扣在吴述璋和邹定国的头上。紧接着这两位高三学生的行动被管制了， 失去了自由。又过了几天，高二乙班的张复兴也失去了自由，被管制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银川二中进驻的工作组和学校文革小组布置和安排的。
我们班的小老师张同海
这段时间，教师们从各自的班级被集中在各个办公室。但学生不能没人管，尤其是我们这帮65年进校的历史上被称作老三届初68级的现在只有13岁左右的半大孩子，对当前社会上发生的事似懂非懂。可是我们有热情，只要说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因此，只要有人引导，我们就会很听话。
学校的决定出来了，由高三的学生管我们。具体的做法是：初中一年级的每个班级派一名高三的学生去当“小老师”，管理我们的一切，除了上课。其实此时学校已经不上课了，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班都不例外。
被派到我们初一（1）班的是高三乙班的张同海。
张同海的个子不太高，长得很壮实。他所在的高三乙班教室在学校西边最后一排，有一圈围墙，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小院里有两个独特的东西：一个是由两根两米多高的木桩子埋在土里，木桩子高端中间拉了一根粗绳子，绳子中间系了一根约有一拳头粗的麻绳垂直到离地面一尺高端地方，用于徒手往上攀。这个难度很大，我试过，胳膊没有劲儿，爬不上去。我和我的同学们感兴趣的是那块木板模拟的墙。我们戏称“翻墙”。那是一块和乒乓球案子面大小差不多的木板，高约有1.5米。高中的同学大哥给我们做示范：走到离木板墙3米远开始起跑，跑到木板墙前用左脚往墙上一蹬，右脚跟着往上一踩，双手抓住墙往下使劲一按，人就势撑在墙上了。然后右手往墙后的左下角一拍，借着双手左上右下这个姿势把双腿甩过墙，就势双腿着地，人就从墙的那面翻到墙的对面了。这个同学大哥的动作干脆利索，太好玩了！我们都被吸引住了，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想自己亲身实践一下。
我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它不仅锻炼了人的臂力，还锻炼了身体的灵活性，最主要的是它的实用性很强。
和我一样喜欢这项运动的还有杨小平。杨小平比我矮，但她的双臂比我的双臂有力，攀绳子我是一点儿也上不去，而她居然可以攀到2米高。另外，她的身体灵活性比我强，动作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每回我们到院子里去练习“翻墙”，都有好几个高三的男生站在一旁看热闹，并加以评论。说得最多的话是；这个小丫头，行！再来一次！
快到麦收了。以前每年一到7月15号左右要开镰了，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到郊区公社去参加麦收。当然割麦子不会让我们干，我们的任务是去拾麦穗或者到稻田里薅草。这个活儿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干了。
“小老师”张同海要带我们去参加夏收，目的地是西郊的烟村墩五队。和以往不同的是，张同海要求我们打好行李自己背着，晚上7点以后夜行军，走到目的地。他说，这是从实战出发，锻炼锻炼我们夜行军的能力。
太刺激了！听到决定以后，我们都很激动，大家都积极做着准备。有的从家里找绳子，家里没有绳子的就上街到商店里去买背包带。总之每个人都害怕因为准备不好而被取消下乡的资格。
这一天终于到了。晚上7点整，大家背着被子，手里拎着书包，有的人在肩膀上斜挎着书包，里面有洗漱用具，饭盒和筷子，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
出发了。大家兴致勃勃，队伍中老能听到有人在小声地唱歌。
太阳慢慢地向西方沉下去。出了西门以后，天快要黑了。过了罗家庄，我们离开学校快有7、8里地了。再往前走，就是三.一支沟，在那里我们就要离开公路，走到乡村的小路上去。乡村小路上可没有电灯。要命的是，张同海自己并不熟悉到烟村墩的路。这些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背着背包走了快十里地了。对于我们这群13岁左右的孩子来说难度确实不小。当看到张同海对行进路线不太熟悉时，乏、累、急躁情绪立刻笼罩在全班同学的心上。队伍开始不太整齐，有人开始小声地发议论了。
这时张同海发话了：“大家注意，我们唱个歌。我起头。‘踏着革命路，唱着英雄歌，亮开铁脚板跨枪走山河’”……张同海的头起得铿锵有力，嗓音洪亮，特别是“铁脚板”他发成“铁jue板”叫人记忆难忘。大家跟着他一起唱了起来。整个队伍的情绪随着歌声慢慢的平稳下来。
9点多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几个女生被分到了贫协主席家。贫协主席30多岁，家里有媳妇、儿子，母亲与一个弟弟和他们一起过。他们给我们腾出来一间房，屋里有一个大炕。铺好了被子，我们爬上炕，不一会儿就都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起来以后，就到地里去干活儿。
和以往一样，我们的任务一共有两项：一是拾麦穗，一是薅稻草。不过干完了两天以后，队里又交给我们一项新的任务：背麦子。队里的人割完麦子捆好以后，我们就背着麦捆到地头，专门有人把麦捆码好成一个特种样子，即便老天下雨也不害怕，淋不着麦子。
我背着一捆麦子走得很快，一会儿一捆，一会儿一捆。可是不一会儿，我却发现队里的铁姑娘走得都比我们慢。仔细观察，发现了里面的奥秘。铁姑娘每人都带着一根麻绳子，她们用麻绳捆麦捆，每次3个。也就是说，她们走一趟，相当于我们走了三趟！原来，干活儿不仅要猛，要勇，还要巧，要会干，最重要的是干活儿要有效率。
房东家的媳妇一般不出工，她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家看孩子。到快吃饭时，房东的母亲就到厨房给我们做饭。我们，指的是房东家的四口人和学生们。
我们下乡是自带菜金和粮票。粮票按每人每天一斤（其实我们学生的定量每月只有27斤粮食，每天还不到1斤），菜金每天3毛钱，还要加上粮食每斤粮票加2毛，这是按照学校食堂的价算。住在谁家，就交给谁家房东。
那时候，郊区农民的收入不是很高，一个劳动日（按10分）大概在1块多钱，不到两块，而且分钱要等到秋收以后或者是年底，平时除口粮以外，柴、油、盐、酱、醋，都要靠卖鸡蛋（俗称鸡屁股银行）或卖余粮来换取，所以我们交的菜金和粮票等于给了他们一个零用钱，农民还是挺喜欢的。
我们在房东家吃饭没有具体规定，根据房东家的条件，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早饭一般是调和，中午是面条、米饭，晚饭一般也是调和。记得苏玉凤居住的那家房东被称作二嫂，她擀的面条在快出锅时往锅里放一把韭菜，然后用油炸点儿绿色的鲜辣椒，放在面条上。吃饭时，我们都各自端着自己的饭盒凑到一起，苏玉凤的面条经常让我们羡慕不已。
我们家经常吃米饭，因为人多做米饭相对容易一些。晚上收工以后不再干活了，大娘就给我们做稀汤面或者调和。
房东家的儿媳妇每天抱着孩子，不太爱说话，见人就笑一笑，然后就抱着孩子转到一边去。后来干活的时候听说，房东儿媳妇家出身是地主，就是想改变一下政治地位才嫁给比她大十几岁的贫协主席。因为这个原因，别人都不太爱理她，她也不太爱和别人交往。
与不爱说话的哥哥相比，房东家的小儿子比他的哥哥活泼多了。两个兄弟年龄相差很多，弟弟有小学文化，在队里当会计。弟弟人很活跃，在他的身边经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在一起说笑，一起玩儿，干活的时候还常常在一起暗中较劲，谁也不服谁。我很喜欢他们。在一起生活和劳动中，我们建立了友谊。我们临走时，弟弟把队里青年人的合影送给了我作为纪念。
在烟村墩的一周是快乐的一周。白天，我们和生产队的年轻人一起干活，他们在割麦子，我们在薅稻草。每当一片地割完以后，我们一起背麦子（现在我们把打行李的绳子拿来捆麦子，一次也背2-3捆麦子），他们出人码垛。休息的时候，我们围在一起唱歌，说笑。根据他们的要求，我还教他们唱“赞歌”开头的长调。晚上，回到房东家吃完饭，和班委会的同学碰过面，然后到门前的渠里洗洗脚（我到这里第一天就光着脚，每天晚上洗洗脚，拖着鞋去睡觉，直到回家前才穿上鞋），拖着鞋，爬上土炕睡觉。一觉醒来，天亮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喜欢这次活动。从夜行军开始到这里就是从未有过的创新。到了以后，这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没有把我们当作孩子，尽管我们只有13、4岁。以前我们也到农村去参加过劳动，都是干完活儿就走。这次却是住在农村，吃在农村，真正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里，我亲身体会到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喜欢这个广阔的天地。
我们又打起了背包，要回家了。张同海又起头，领着我们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是打靶归来。大家大声唱着，笑着。此刻的心情和来时完全不一样。这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我们长大了，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胜利了！
我变成了黑崽子
郭艾迪约我到教室，说有事要和我说。
吃完晚饭，我来到了教室。“什么事？说吧。”我对郭艾迪说。
“我们几个同学要去兰州学习。我走以后，班里的事你先负责管管，等我回来。以后的事再说。”郭艾迪说。
现在已经完全停课了。考勤停止了。班里的同学们已经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每天高兴了就来，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人影子。人们已经杀向社会，谁也不知道谁在外边干什么。
这天，学校通知下午两点到西门外迎接解放军。我在黑板上写上通知，要求大家按时到校。中午，我去公园街口的新华书店买了两本书。抬头一看墙上的表，已经差20分钟到两点了。我抓起书，撒腿就往学校跑。进了校门才知道，事情有变，队伍已经提前出发了。我都没顾上进教室，转身又往西门外走。好不容易连跑带颠到了西门外，找到了我们班的队伍，我一边擦汗，一边想解释为什么来晚了。
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张一张不友好的面孔。没等我张嘴，就被打断了，继而是冷冷的声音，“你赶快回教室去！”我刚想问为什么，那个冷冷的声音又说到，“快点儿回去！”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让我回到学校的教室里去。想问问别的同学，周围的同学都不说话，竟都像躲瘟疫似的避开了。
“既然让我回到教室去，教室里一定有答案。要知道答案，就得赶快到教室里去。”一路上我一边快走，一边想着，“郭艾迪还不快回来，要是回来了，一定会帮我解释，绝不会为难我。”
一进教室，迎面墙上的白纸黑字映入我的眼帘：“勒令：从今天开始，我们班的黑崽子马淑玲 潘兆岳 李占宁 刘银心 任力 纳兴邦……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最后的署名：赴兰学习小组”。
我是黑崽子？我成了黑崽子？？
“赴兰学习小组”，不就是郭艾迪领着到兰州去学习的那帮人吗？郭艾迪回来了。可是现在？怎么回事？！一阵委屈心酸，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坐在凳子上，趴到桌上哭了起来。
一会儿，我觉得有人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一个声音，很平和的声音响在我耳边“别哭了……没什么……再说吧。”
我抬起头，只见潘兆岳和马淑玲站在我的两边，拍我肩膀的是李占宁。
我擦干眼泪，冲着李占宁点了点头。
教室里坐了几个同学，都是在勒令点了名字的人。大家各自坐在自己坐位的凳子上，谁也不吭声。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又进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郭艾迪，后面跟着马建国。
“从今天开始，勒令上写着名字的人必须天天到校报到，接受同学们的监督，”郭艾迪板着脸，一脸严肃。
“我……”“我什么我，你也一样！”我刚一张嘴，就被他很强硬地顶回来了。
我张着嘴，半天没有合上。我实在无法将眼前的这个人和郭艾迪连在一起。
一年级第二学期，马老师接替了刘老师的班主任，郭艾迪进了班委会，当了班长。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我们一起被团总支作为积极分子培养，郭艾迪先我一步进入了团组织。我们两个，加上住校的辅导员石维宁，三个不愿回家的人，除了晚上回家睡觉，几乎全在学校，在班里，干着班里以及学校派给班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杂事。
现在，郭艾迪先和我翻了脸，石维宁给我的脸子与郭艾迪的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不明白。
紧接着，校园里开始疯狂地流传起一首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我一听就明白了，又是讲出身。
从现实意义上讲，我们班的赴兰学习小组，其实就是二中最早外出串联的学生。他们到兰州以后，正赶上兰州的学生揪斗甘肃省委的领导班子，他们在现场看到了学生揪斗省委书记汪锋。那首流传在校园里的“血统论”的歌，也是他们从兰州带回来的。
自从被“轰到教室”以后，我们的厄运开始了。每天张王周三女生一进教室就开始开骂。她们不叫我们的名字，将我们统称为“黑驴”，同时每句话开头加一个开头白“他妈的”或者是“妈的”。骂过一阵儿以后，摔摔打打地走出教室。这拨刚出去，另一拨又进来了。后进来的也是女生。不过她们和上一拨不大一样，这是不固定的一群，只有小娥一个人是固定的，她的开头语是“不要脸的啥东西”，开头语说完以后，就开始开骂了。
说实话，不论是哪拨人，她们骂人骂的你几乎不敢睁开眼睛看人，让你觉得斯文扫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死的心都有了。从小到大，我几时受过这样的侮辱？！我的精神快要垮了，支撑不住了。在这期间，我做过一个梦，梦到一列火车追着我开，我走到哪里，它就追到哪里，我快，它就快，我慢，它也慢，不过最终它也没能追到我。奇怪的是，梦中的火车没有行驶在铁轨上，而是在大街上。实在受不了了。几天以后，我和妈妈说，“我不想去教室了。”妈妈不同意，她说，“去吧，会好的，要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
再后来，我被她们骂的疲了，脸皮也被骂厚了，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我不理你。文革期间，最流行的一句话“在骂声中成长”我做到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谁，不管为了什么事，都不能激怒我。我甚至可以对着向我发难的人微笑，甚至于放声哈哈大笑。试想，有这样侮辱人格的“天天骂”垫底，什么样的骂我不能应付？
真正触及我灵魂的是一次全班的大会。
我们教室出门的左手，是学校的西排球场。那天，全校召开了一个“红五类翻身大会”，组织者是红卫兵总部，具体人是高二乙班的刘华宁。很多同学跑到主席台上，控诉在十七年间旧的教育制度下，自己作为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被学校教师和同学们看不起，受到打击、排挤以至于受到迫害。后来初二的李银川跑到主席台上，用自己不太健全的语言，结结巴巴地发了言：“我代表我们红五类，控控诉旧旧旧旧的教育路线对对对我们红五类的迫迫害……”李银川说完以后，走下主席台。刘华宁上来说了几句话，“我同意李银川同学的发言，但是他，不能代表红五类，”大家都知道，李银川是自治区领导干部李景林的儿子，他的父亲现在正在被当作走资派批斗。
我们“黑崽子”没有资格参加这样严肃的红五类翻身大会。只是大会会场就在我们教室旁边，我们就站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看热闹。
学校的红五类翻身大会结束以后，各班陆续召开同样的大会。
我们班的红五类翻身大会是在教室里开的。主持人是黎仲荣。不知道为什么，会议一开始，他让我和马淑玲走上讲台，分别站在黑板的两边。我们俩是自己走上讲台，我站在北边，她站在南边。黎仲荣刚要宣布第二项议程，李海俊站起来，说到，“不应该叫她俩站在讲台上，让人认为我们在开批斗会。”于是黎仲荣说，“你们下去吧。”我俩没有吭声，又走下了讲台。
我曾经在班里开会时多次走上讲台，但这次不一样。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我却觉得时间很漫长，长得我都快上不来气了。这时我开始体会到妈妈、刘老师和其他的老师在6.20那天晚上被学生们批斗时那种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感受了。
我又一次和妈妈说，“我不想去教室了。”妈妈仍然还是说，“要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
教室到我家是一条50米长的直线。从我家窗子可以看到教室的后门以及门旁边的两个窗子。“勒令”名单里的人到教室来的人越来越少。几个男生只来了几次就再也不来了。马淑玲后来也不来了。只有我自己，怀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每天按时开门到教室里面去挨骂。再后来，这些骂人的女生也不来了。革命，已经转向社会，她们都到社会上闹革命去了。
九月，学校又通知我们到农村去支援秋收。这次去的是银川北塔附近的生产队。我和杨英等人分到一个房东家。
晚上躺在炕上，杨英说，“这是前几年政法学院的一道考题，考考你们。有一个人喝醉了，走到尼姑庵门前睡着了。从庵里出来了一个小尼姑，见状后，将醉汉扶进了庵中。一时人们议论纷纷，话说得非常难听。后来庵里的尼姑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人们看完以后议论没有了。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醉汉妻弟尼姑舅，下联：尼姑舅姐醉汉妻。问：尼姑和醉汉是什么关系。”
“醉汉是尼姑的父亲。”我差点儿冲口而出。他们的关系多么清晰，还用猜呀。然而，本能使我紧紧地闭住了嘴，任凭她们在胡乱猜疑。“真笨！”在她们一遍又一遍的猜谜声中，我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看见有两个人向我走来，一男一女。他们对我说，“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现在来接你回家。”我刚要朝他们走过去，问问是怎么回事，身子一抖，醒了。耳边传来她们的说话声，“是夫妻，”“不对，”“是兄妹？”“不对。”……我又睡着了。
清晨，我站在高粱地里收拾高粱的杆。太阳慢慢地升起来。我迎着升起来的太阳，好像有两个人从太阳下向我走来，和我说，“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是来接你回家的。”我刚要迎着他们走过去，突然，又回到了现实中。唉，这是幻影。
从郊区回来以后，班里没有人了。我也不再到教室里去了。我每天先到学校里面转转，看看大字报，然后到区党委门前去看大字报。后来，学校里面没有人再贴大字报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区党委门前去看大字报。再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鼓楼也成了贴大字报的地方。当时，大字报都写些什么？
从郊区回来以后，一个消息传开了：宁大的学生又有了“9.25行动”。
9月25日，宁夏大学部分群众发起，在银川市体育馆广场召开了“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会。” 会上，提出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的口号，并点名批判马玉槐，杨一木，陈养山等自治区领导人。
银川街头出现了“杨静仁书记是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区党委是黑帮，黑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标语，大字报。同时出现的还有相反的观点。于是，出现了街头大辩论的场面。持相反观点的人被称作保皇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作为革命派。
自从八月十八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全国的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开始了大串联活动。8月，北京来了几个红卫兵，到银川煽风点火。在宁大学生的配合下，先在体育馆召开了一个银川市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由北京来的红卫兵介绍北京是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于是，有了宁大师生的9.25行动。
随着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学生们在学校里再也待不住了，纷纷走出学校，冲向社会，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大串联。
参加大串联的师生们首选的第一站几乎都是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银川也和全国一样，大批学生赴北京等地，投入到了全国性的大串联。
要去参加串联，开始必须要有学校开的介绍信，才能买到火车票，并能被所到地方的接待站接待。而学校的介绍信，则必须要先有班文革小组的批条签字。
我找到郭艾迪，说明我想去外出串联，请他在我写的申请书上签字。但是，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行！
我不甘心，一次一次的去找他。好不容易见到了人，得到的结果仍然只有两个字：不行。在多次碰壁以后，我的脑子突然开窍了：既然是需要班文革小组同意，班文革小组有好几个人，我干嘛不去找找别的人呢？
我找到了杨莲莲。她也是班文革的成员。听我说明了来意。杨莲莲二话不说，马上拿起笔，在我的申请书上签上了她的名字。
我要去见毛主席
拿着杨莲莲签过字的条子，到办公室去找罗老师。看到了条子，罗老师二话不说立刻给我开了介绍信。
拿着介绍信，我飞快地跑回家去做准备。
妈妈和我说，“是去北京吗？”她已经知道了，“杜一芳老师和马韵韶老师也要上北京，和她们一起去吧，也好有个伴。”
自从我自己被当作黑崽子，每天坐在教室里，心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串联不串联不是主要的，我想去看毛主席，这才是最重要的。学校不让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外出串联，杜老师的出身是职员，马老师到过延安，妈妈出身地主，被卡住了，出不去，但她一直想要让我出去。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明白。她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罗老师是我家的邻居，给我开了介绍信以后马上就告诉了妈妈。
妈妈给了我40元钱，“穷家富路。到了北京以后不要上爷爷家去，现在运动刚开始，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带来的影响你已经知道了，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否则后面的事会很难……，要靠你自己了。”
是的，我明白。经过几个月的运动，尤其是在教室里“坐”了几天，我明白了很多事。家庭出身就像是一把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鞘，在你的关键部位狠狠地扎你。家庭出身这个包袱一直压着妈妈，无论她怎么努力，这把无情的刀都会在关键的时刻狠狠地扎她。作为母亲，她不想让我重复。这么做，妈妈是为我好。
我和两位老师来到火车站，才发现等火车的队伍竟有那么长，在站前广场转了好几圈，几乎把平时空荡荡的广场挤满了，能上的去车吗？我心里默默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我也要上车！
其实我的担心有点儿多余。尽管人很多，但是秩序很好。车站的工作人员组织得当，我们三人顺利地上了车，而且还有座。
在火车上，我们遇上了初二（4）班的四个女生：李敬明、刘媛娜、王东辉和张淑娟。几个月的经历，让我对她们怀有戒备之心。后来发现，她们对我很友好。我们一起结伴同行。
火车是在北京西郊停车的。下车以后，有很多的军人过来，询问下车的人，如果是进京串联的师生，就到一边的广场集合，集体安排住处。下车的人几乎都是沿途各省学校的师生，目的和我们一样，是出来串联的。
解放军指挥着我们排好队，然后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我们随着前面的人流不停地走。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要被带到哪里。
解放军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大操场，停了下来。有人认出来了，“清华，是清华大学！”
现在，我们站在清华大学的主楼前。一个首长模样的人站在队伍的前面，拿着话筒给我们讲话。讲话大概是这些内容：我们被称作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先安排我们住在清华园，等待毛主席的接见。见过毛主席以后，再按照我们各自的计划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为了保证毛主席接见时有秩序，保证安全，将要对我们进行几天军训。在没有接受毛主席接见之前，由部队对我们管理。……
首长讲完话以后，人们被领到各自的住宿点。
我们被编为六团一营一连三排十二班，安排在主楼后面的焊接馆六楼303号房间。这里可能是个教室，不过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搬空，只剩下光秃秃的一间大房子。不过现在，教室的地上铺上了26个草垫子，中间铺了两排。草垫子上面铺着条褥子，还有一床被子。听说是北京的市民借给政府的。
我们的生活被安排的很好：早上6:30分起床，7:00出操，由解放军战士操练我们，是我们的“排长”，管理着我们26个人。早操后，洗漱。8:00到学生食堂吃早饭：稀粥、馒头加咸菜。中午饭和晚饭是一碗米饭一碗菜汤，菜汤上面漂了一层猪肉沫。
我们吃饭和住宿都是免费的。每人先发给几张写着早、午、晚的餐券（要是不走，吃完了再发）。如果白天要出去，不在食堂吃饭，就可以凭午餐和晚餐券，各领两个馒头和两个煮鸡蛋。
刚开始，我们就在清华园里到处走走，到处看看，主要是看大字报。那时，每个学校包括大学和中学，一进校门最显眼的地方，都钉了两排“大字报专栏”，专门贴大字报。我们不但看，觉得重要的有时还要抄下来，用信封寄回家。后来，我们开始外出，坐汽车到各处走走。我们凭着在清华的“住宿证”，乘坐所有的市内公交汽车都不用买车票，但是不能坐郊区专线车和长途汽车。
我们坐的最多的是31路，从清华园到平安里，再在平安里转22路车到前门。到前门以后，再根据想去的目标选坐要坐的车。
说老实话，我所以首先选择上北京并不是想到这里看大字报。看了几个月的大字报基本上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当地的走资派如何，刘少奇、邓小平如何。这些内容的东西，在银川当地几乎都能看到。各地都有专人在北京设有“联络站”，专门抄写各种内容的大字报寄回所在地，再重抄时，要注明原作者，以表示原作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同时，还要注明翻抄写者的单位或战斗队。我的真实目的，或者说我们到北京来的师生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见见毛主席。从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现在已经是第7次。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不再接见我们，见到毛主席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在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我们绝不会离开北京。
我们不停地问排长，毛主席什么时候接见我们。排长也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们：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时间没有确定，要耐心地等待。
我们在清华园已经住了十几天了。各种说法在私底下不断地流传，主要是说，毛主席不再接见我们了……害怕、失望和烦躁的情绪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
为了安抚我们，稳定人心，一天下午，部队组织我们到礼堂，给我们讲讲关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相关事宜。
等我们的队伍进入会场时，里面已经坐了一大半人了。各支队伍坐好以后，座位前面都有一名军人在指挥唱歌。军人的指挥都各有特色：比如两条胳膊平端，随着歌曲的拍子上下抖动；有的是将胳膊一前一后放在胸前，两手握拳，拳头随着拍子转动着……尽管他们的动作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拍节非常准确。
会场里的歌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不断。这边歌曲刚一唱完，马上就有队伍向你们发起攻势：“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声音刚落，紧接着就是一阵节奏非常明显的拍手声：123！123！1234567！当然，拍手也是在军人（各排长）指挥下进行的，指挥的方法仍然是指挥唱歌时打拍子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妙的指挥方法，既能指挥唱歌，又能指挥拉歌，而且动作还是这么优美，奇特。心里不禁起了想要实践一下的欲望。
就在这欢乐的海洋中，歌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刻，一名军人走上主席台中央，双手一挥，会场里所有的指挥者一起做了一个停止的动作，欢乐的海洋立刻风平浪静，静谧无声。一位部队首长走上台，开始给我们讲话：“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们，大家好！我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们问好！……”讲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安抚我们，说毛主席工作很忙，叫我们耐心等待。虽说他的话几乎没有新的内容，和平日里排长们说的大同小异，但他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就是毛主席一定会接见我们！只是时间未定。
首长讲完以后，又上来了一位领导，给我们说了一些根据以往的经验，毛主席接见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鞋带要系好，否则鞋子容易被挤掉；出发前一定要吃饱，否则坚持不下来，……等等一系列注意事项。
会议时间不长。散会了，队伍各自带回。
一天傍晚，排长们异常兴奋地来到我们的宿舍，通知我们：“明天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各个宿舍，不，是整个楼顿时沸腾了，欢快的笑声，叫声几乎要把楼顶掀翻了。排长挥动着手臂大声喊着，顾不上擦擦满头留下来的热汗。好不容易等我们安静了下来，给我们讲了有关的事情和注意事项。
毛主席接见我们的地点是西郊机场。我们必须在下午之前赶到那里。排长告诉我们，食堂会给我们准备好明天一天的干粮，但是水要自备。如果谁的身体不适，或者有病，就不要去了，路很远，没有车。我们宿舍的全体师生（除了杜老师和马老师，还有一位包头的女老师）一致表示：我们都要去，我们可以走。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赶到食堂，掏出一天的餐卷，换取了三个鸡蛋和五个馒头。然后赶回宿舍楼下集合。
出发了。我们这支队伍汇入了清华大学的大部队。在黑暗中，我们缓缓前进。
一路上，我们轮流帮助马老师背着书包，听着马老师给我们讲当年她在延安时发生的一些事。
经过数小时的行军，我们来到了西郊机场。这时天已经大亮，太阳也出来了，照得身上暖暖的。排长宣布：不许离队，自由活动。我赶紧打开书包，拿出馒头和鸡蛋，又拧开军用水壶的盖，准备赶紧先吃饱。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吃饱了，有精神，有气力，等毛主席来了，一定要好好地看看毛主席。
吃饱了肚子，我又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系了一下，看了看，不放心，索性在上边又系了一个疙瘩，心里说，这回无论如何也开不了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有人在问，“毛主席什么时间来呀？”
“毛主席一会儿就到，急什么！”有人不耐烦地说。
“急什么？”又有人搭话了，“你比别人都急！刚才还在说‘毛主席怎么还不来呀？’”
话音刚落，引起了一阵一阵地哄笑。
突然间，人群开始骚动了，只听见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来了？”人们停止了一切活动，使劲朝着喊“毛主席万岁”的方向涌动，所有的排长们也行动起来，他们大声喊着“不要动，不要动！保持队形，保持队形……”
父母的遗传大个子在此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前边的几十个人没有能够挡住我的视线，毛主席真得来了。他穿着一件大衣，站在一辆敞篷车里，挥动着手，向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致意。毛主席的身边站着他的亲密战友林彪。
汽车开动的速度不是很快，然而我还是希望汽车开得再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
汽车终于走出了我的视野。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我没看到毛主席。”发出这种声音的是一些个子比较矮的女孩子。哭声很有感染力，“我也没有看到毛主席，我们正在说话，毛主席就过去了。”有人发出后悔的哭声。
然而更多的声音是兴奋的、激动的和充满了幸福感的“我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很健康。”“毛主席……”
队伍已经溃不成军。个子高大的、身强力壮的人早已经挤到队伍的前面，后面剩下的是身体不好的、个子矮小的和年纪比较大的人。前面传来的声音是兴奋的，激动地，哭声则是来自于后面的人群。
人群中再次骚动起来，“我的鞋，我的鞋没有了！”据说，后来在打扫机场时，又收捡到了好几大竹筐各式各样的鞋子。
排长们开始整队了。其实排长们更高兴。从他们被调来管理这些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就知道一定要也一定能见到毛主席。这和我们的心情一样，现在他们又站在队伍的最前面，看的更清楚。从他们掩饰不住的笑脸上，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队伍又开始出发了。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
经过一天的折腾：行军、等待、跳跃等等，人们已经很累了。可是，见到毛主席的兴奋和激动情绪战胜了身心的疲惫。一路上，大家在交流着见到毛主席的心情，讲毛主席在车上的模样，讲自己所见到的汽车上的情景……最后有的人索性大声唱起来了。就这样，几十里的路程，在强大的精神作用下，不知不觉走完了。等我们回过味来，队伍已经进了清华园。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20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亲眼见到了我最崇敬的领袖毛主席。这成为我在今后的日子里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和源泉。这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我终于赶上了。
见过毛主席以后，就是要回家或者是该到别处串联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人数将近百万人，也就是说，要在短时间内将近百万人从北京转运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又开始了等待。
一天，王东辉问我，想不想去颐和园看看。反正也没事，就去看看吧。
冬天的颐和园里一片荒凉的景色。破四旧以后，好多地方为了保护文物已经关门不再对游人开放。我们三个人沿着昆明湖边走，越走越没劲儿，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吧。看到有人在湖面上走，我们也下去走。走了没几步，害怕掉下水去，赶快又上岸了。最后干脆在路边找了一块大石头，坐在上面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时分。我们再也没有兴致转了，于是撤回驻地。
晚上，我们五个人坐在宿舍里，我跟王东辉说，“你唱个歌吧。”
王东辉说：“还是你学小木偶表演吧。”说完，王东辉嘴里叫着号：“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同时，学着排长的样子，平端着两条胳膊，打起了拍子。随着拍子的点儿，李敬明、刘媛娜和张淑娟拍起手来。
这里有个典故。刚到清华园时，我们在主楼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一位老师，四五十岁，头顶几乎是平的，我觉得他非常像电影“小铃铛”里的木偶老寿星。于是悄悄地指给她们看，她们都说像！于是我学着“小铃铛”里小木偶的样子，小声说了句“老寿星，你好哇。”边说边做这个动作。于是学做小木偶动作和说话就成了我的‘专利’，一高兴就来几下。
我的欲望被调动起来，现在有人陪着练习，何乐而不为。“大家好，咱们见到了毛主席，大家庆祝庆祝，开个庆祝会吧。包头的同学们，来一个拿手的。123！”我学着木偶的样子，慢慢地抖动着着胳膊，一个字，一个字，发出声音。我的话音刚落，王东辉的攻势就开始了，拍子也拍上了：“包头的同学来一个。123，快！快！快！12345，等的我们好辛苦！”
包头的王满霞几个人正在干自己的事儿，没想到攻势发到她们的头上，刚才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了。几个人少是商量，站起身来，排成一排，踮起脚，装成老太太的模样边走边唱起来“老太婆活到六十七，从来只见过老母鸡。人民公社就是好，亲眼见到了六样机：（念白）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粉碎机……”
我们本来只想乐一乐，拿她们开开心，没想到她们立刻能应战，而且演得这么认真，这么诙谐，我们，不，整个宿舍里的人全被她们的表演吸引住了，大家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躺下地爬了起来，全都把目光投向她们。当看到她们模仿着老奶奶一边扭着走路，一边操着包头味道的上海话在念白，大家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而她们不但没有笑，表演反而更加认真。当她们表演完了，全体观众给了她们热烈地掌声。
掌声还没有落，我就冲着那边内蒙的同学大声喊起来，“该谁了？”一边喊，一边用手指向鄂丽华，“鄂丽华！”王东辉她们大声喊道，“鄂丽华，来一个！”“来一个，鄂丽华！”“123，快！快！快！”“12345，等得我们好辛苦！”
其实鄂丽华在我刚开始叫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下一个目标了。大概是心有灵犀吧。我俩曾在一起聊过，讨论过音乐，谈论过唱歌，她曾非常直率的跟我说，我喜欢民歌，非常喜欢。我也喜欢你，喜欢你的开朗的性格。她是蒙古族人，师范学院的学生，比我大，我俩挺能聊到一块儿的。宿舍的人都知道鄂丽华喜欢唱歌，而且唱的特别好听，因为她一天到晚总是歌不离口。
我喜欢叫号时用打拍子的模式，就是左手高举，右手比左手高，不停地画躺着的8，在刚要结束时在8的腰上上挑一下，再下来，等于是4个拍节。
这时，跟着我的拍节拍手的人已经不止是王东辉、李敬明、刘媛娜我们几个人了。全宿舍的人几乎都参与进来了。
鄂丽华放声唱了起来，她的歌声既高亢又瞭亮，还有一股草原上特殊的味道。她的嗓音真好，极富感染力，所有听歌的人都入迷了。
鄂丽华的歌声刚一落，王东辉站了起来，她用手指着我，大声说，“任力，来一个”！
大家都笑了，“来一个，来一个！”
我一点儿没有犹豫，站起身来，用手捏着鼻子，大声叫起来“咯咯……咯”大公鸡叫鸣的声音，非常响亮！大家伙儿笑得前仰后翻。
我和王东辉交替着指挥，“来一个！”……“来一个！……”我们的拉歌也不停地进行。
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到我们宿舍门口，看着我们。我们请她们进来坐下。屋里的人不停地挪窝腾地方，让新进来的人坐下，参加到我们欢快的娱乐里，融化在沸腾的海洋中。
年青人不用多说，只要一进门，马上融入到快乐中来。来的人全都不含糊，只要我的手指向谁，大家刚喊上一句，那个人就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立刻开始表演。
今天晚上我真是大开了眼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什么能人都有，有能唱的，有能跳的，还有既能唱又能跳的，朗诵、快板、笑话、双簧……总之，各种各样的表演形式，今晚全在我们这个宿舍里上演了。
门口来的人一批又一批：我们的排长，排长的战友、隔壁的邻居，楼下的师生……屋里挤满了人，后来实在没有地方坐了，人们就干脆站起来，宁愿挤着也不肯出去。其实，就是真想出去也出不去，门，已经被外面的人堵得死死的了。
就这样，我们开头，自发的搞了一场联欢会。直到夜里12点多，大家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们宣布：睡觉！大家这才恋恋不舍地慢慢地离开了我们宿舍。
这一晚上，我得到了一个爱称：小疯子。
有一天，同屋的李兵问我要笔记本。虽然我不知道干什么用还是给她了。
自那天晚上宿舍里的“联欢会”开完以后，我一下子多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只要我一离开宿舍，总会有人和我打招呼，同宿舍的人相互之间也一下子亲近起来，仿佛是交往多年的老朋友。
第二天，李兵把笔记本还给了我。打开后，看到上面有一首诗：
临别赠战友
你来自西安的朋友李兵
1966.12.8
李兵的诗提醒了我：离别的时刻快到了，我们要走了。
我是多么舍不得这一切：没有猜疑，没有妒忌，没有辱骂，没有提心吊胆的日子，有的只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切的问候，远离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与忧愁。和我几个月前的生活对比，真的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这里真得像是我梦里的共产主义。到了这里，我才真正懂得了“解放”的含义，真正明白了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为什么愿意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为什么管毛主席叫“大救星”。
自李兵开始，大家互相赠临别留言。
12月12号，我请排长给我写点儿什么。排长在我的笔记本首页这样写道：
另一位排长也给我写了一段：
内蒙的王满霞也给我写了赠言：
鄂丽华用她的蒙古名字给我写了临别赠言，开头很特别：
我们走的时候，是晚上，大家都已经躺在铺上了。
为了不影响大家，我们早早就收拾好了东西，坐在铺上，静静地等待着。时间到了，我们拿好东西，悄悄地走到门口。突然，每个铺上都伸出来了一只手，像我们挥动着。
我的眼睛湿了。快步走了出去，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眼泪。
再见了！
为了与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划清界限，在北京的26天里我没有去爷爷奶奶家。尽管有几次我坐车经过西单商场，想起两次跟爸爸进京，爷爷带我到西单商场去的情景。爷爷每次带我来都要给我买二两豆沙馅的切糕，那香甜的红豆馅伴着糯糯的江米香，尽管只有1毛2分钱，却是我悠悠远去的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一章。我极力克制住了想回家看看的念想，默默地跟随着伙伴离开。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去，这次的决定，竟成为我这一生的懊恼。就在我离去的几个月以后，爷爷因为难以忍受的肺癌的疼痛，离开了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永远的，永远的说不出口的抛之不去的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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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记忆